「我这种人,就怕人家对我好!」

2020-06-11 06:06:08 来源:Q猫生活614人评论

「我这种人,就怕人家对我好!」

跟强哥讲话的时间一长,就不经意看到他需要深呼吸,八成是刚当街友时,因为爱管闲事带来的后遗症。

那是民国九十七年,街友晚上还能睡进台北火车站地下停车场的好日子。有位六十余岁的精神障碍女街友,一头长髮纠结得比扫把还硬,不知道有多久没好好梳洗。三名喝醉酒的街友想把髒兮兮的她赶出停车场,侠义心肠的强哥在旁,忍不住多说了两句:「外面在下雨,你们让她睡在这里有什幺关係?」三名街友不服,但眼见其他睡在附近的人都帮强哥说话,就带着一连串髒话怒目离开。

没想到强哥醒过来时,人已躺在中兴医院。原来这三名街友趁着半夜大家熟睡后,拿着铁棍与木棒对强哥一阵猛打,打到他血胸、肋骨凹陷。幸亏送进医院时,医生仁心地说:「不救会死」,才让没有健保又不愿联络家人的强哥紧急开刀后住进加护病房,再靠着万华社会福利中心社工员的帮忙,捡回一条命。

说起来,真正命大的是那三名酒醉打人的街友,若是再早个几年,强哥出院后绝对会让他们断手断脚。

强哥在高中阶段究竟念了四个或五个学校,连他自己都不清楚,但他知道自己是从高二开始学坏的。起初只是翘课,翘课后被同学带去台中成功路上的撞球间鬼混、喝酒,「英文叫斯诺苦(snooker,撞球),那里就是流氓、混混聚集的地方。」打撞球若赢了钱,就跑到隔壁知名的「小夜曲」舞厅,跳个下午三点到六点的「茶舞」。强哥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帮派人物。

当时帮派分台湾挂、外省挂,泾渭分明,出生在南投竹山的强哥加入了台湾挂的「百花小九」,人称「小九仔」,民国五十年代中期也算是那一带有头有脸的角色。「每次要打架,问『你是哪里的?』一说『小九仔』,大家就知道了。」与强哥同校的混混几乎都跟他,「我们就像现在电视上看到的十六、七岁『黑衣人』,那时候叫『太保学生』,只要被贴上这个标籤,长大后差不多就是流氓。」

进黑道有什幺仪式或训练吗?

「不用,只有一个条件:『有胆!』敢打、敢杀,大哥就喜欢用你,给的钱多,日子就吃香喝辣。」也不必歃血为盟,大哥出面摆一摊酒桌,大家喝一喝,就算加入。

强哥遭退学转到云林的高中后,自知不可能考上大学,所以又跟了另一位大哥,当兵前的时间就泡在黑社会里打混。「这个圈子只有两种财路,『赌』跟『色』,这家店你负责,营业时间你就要在附近,看看有没有警察或可疑人物。大哥再发钱给你当生活费。」

强哥抽中三年役期的海军,才刚分发到士校就与辅导长观念不合逃兵,一个礼拜后被家人劝回,但仍判军法一年。那时军法几乎都是发送外地做苦工,强哥被送到嘉义县布袋镇海埔新生地的励行大队。「哎呀,很苦啊!填海啊、还有造堤防,比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外国奴工营还要苦太多了,工作量和管理方式都很不人道。」

盐场的土因为潮湿又带着盐分,因此特别重。所有人挑上扁担之后,都要用跑的,不是必须,只是长官想恶整;动作稍微慢一点,班长手上的扁担就往人身上抽下去。有些兵因为太苦而偷跑,「但抓回来就是打死,真的是打死,不然就是把你的大腿打烂、打到皮肤发烫,拿鸡蛋放在你大腿上面,『咻~』马上就熟了。」

打死怎幺办?「尸体丢到海里,然后报脱逃、失蹤、跳海,都是那样搞的,死掉很多人。」

那幺苦,为什幺没有逃跑?「跑不掉啊,要是能跑,我一定跑,那个地方啊,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想跑,太苦了。」幸亏强哥念书时爱运动,身强体壮还顶得住。不到一年遇到减刑,回役到陆军,「变『石头兵』,在溪边、河边採石,跟现在的採石场一样。」

为什幺阿兵哥要採石?「长官需要啊,私下卖给商人嘛……不过我又跑了!」强哥嘿嘿笑地说。

强哥逃兵后回到台北的黑道圈,大部分都在民生东路、新生北路的区块混。「那个圈子主要是应召站,闽南话叫『猫仔间』,有性交易的地方就有黑社会,阿帕斗(apartment,公寓)里很複杂。」

在那个年代,林森北路有很多美国大兵出没的酒吧,他们常去里面喝酒放鬆、打撞球,而频繁出入这类场所的强哥「斯诺苦」打得好,经常跟美国军人五十、一百美金地赌。

你高中不是一直被退学,英文还这幺厉害喔?

「哎呀,洋泾帮,反正可以沟通,要不然还有八哥。」

八哥?会模仿人讲话的八哥?

强哥拼单字给我听:「bar girl(酒吧女)。」

他沉浸在回忆里自豪地说,几乎每打必赢,即使现在老了技术也不会差太多,他有时候还跑去看安丽盃比赛。

只是那天遇到警察上门临检,一开始先是因为「逃兵」被带回派出所,后来旅行社的案子一拿出来核对,马上被打。「哎呀,不要说用拳头打,还有用木板打脚底,打得很惨,一直要我供出同伙,我不讲,年轻嘛,讲义气。」

恐吓罪被判一年两个月,借提到陆军第一军团看守所,军法再判逃兵一年四个月。「当时总司令是郝伯村,但是……我又跑啦,这次是『脱逃』,不是逃兵那样跑喔,是从看守所脱逃。」

这幺好逃?「很困难,第一军团很大,有三、四米的高墙,又有宪兵在看守,我是利用出公差时逃跑的,我身体好。」

你这幺多逃兵纪录,他们还敢让你出公差?「因为我刑期短啊。」

强哥脱逃后跑到台北汉口街的「东方大舞厅」,找当时在那儿当舞女的女朋友,但有天晚上临检差点被抓,女朋友就苦劝他回去。

「我虽然说个性很强,做事情很冲动,可是我很重感情。」拗不过心爱女友的哀求,他决定回去看守所报到,还好那时军法黑暗,女朋友带着身边的几万块钱陪强哥回去,加上她长得漂亮,长官就网开一面把事情压下来了。

逃兵的刑期服满回役时,强哥又从陆军被拨回海军。

「但我回到左营海军军区第二天就跑了,这次是跑台中。」

可是你刚说女朋友在台北啊?「噢,对吼,可是我有好几个啊,条件好,年轻嘛!今天到这边睡,明天到那边睡,比较安全。」

这位女朋友也是性工作者,但强哥特别申明,「除非我在坐牢,否则任何女朋友只要跟我交往,我就一律叫她休息不用上班,我不能接受男人吃软饭。」

你的女朋友都是性工作者?

「我不可能接触正常的女孩子嘛,高中时的初恋情人是南投信义乡的客家人,后来嫁给台中市议员;除了这个初恋是正常女孩子以外,后来就没再跟正常女孩接触过。对我来说有这种禁忌啦,虽然经常有桃花运,可是我『绝对』不碰正常的女孩子。」

问他为什幺,强哥说:「就像我到现在都不喜欢到庙里面去一样,会有一种罪恶感、自卑感,反正已经坏了,不要太坏。你知道吧,『盗亦有道』。」

隔年冬天,强哥在台中杀了圈子里的一个兄弟,「一般外省挂黑话称他这种人为『跑二牌』,就是本省挂说的『抓耙仔』,吃里扒外」,不过强哥只是让他重伤,没死。

但年底时,强哥在知名酒家「醉月楼」跟日本人起冲突,醉得迷迷糊糊被警察抓走。原本只是逃兵被判军法三年外加两年管训,后来那位抓耙仔听到消息也去报案,又让他多了一条「杀人未遂」,六年,加起来总共十一年。

管训要干嘛?

「操你啊,你是流氓?好,我就整你!你当老大?来到这里看谁是老大!哪像现在坐牢还让你在里面做做手工艺,那时候的管训无论是体能或心理上都很苦啊。」

强哥还解释,管训队里面有两种人,一种是流氓,一种是小偷,这两种在黑道的地位是天差地别。好的老大会警告你有三种罪不能犯:第一个是小偷,名誉不好听;第二种是「毒品」,因为毒品会让人一生都完蛋。「像我一辈子什幺坏事都干,唯独老大哥交代不能碰的毒品,我真的没兴趣。」事实上,也不是每个人都碰得起,看守所里有些人会趁着出庭的时候塞在屁股里,或含在嘴里,或家人接见的时候,藏在猪肉里冒险带进去,「很贵啊,一个五百毫克的胶囊就要八千块。」

第三种,也是最糟的一种,就是妨害风化,「尤其是性侵,在黑道来讲叫『香蕉事件』,只要性侵,进去都被打个半死,还用牙刷刷性器官。这种人一进到看守所,被告还没找你,中央台那些递帽仔(警察)就会交代其他人修理你。」

管训期满后,强哥随着其他五、六十人移监到景美的警备总部军法处,「因为一般军人监狱不喜欢我们这些『坏牌仔』(台语:坏孩子),很难管。」

但警备总部不是关「思想犯」的地方吗?

「对呀,里面关着美丽岛事件的黄信介啦、林义雄啦、施明德、姚嘉文、吕秀莲和陈菊,我们都是看守所的同学!欸!那时候他们很依赖我耶!」

移送警备总部后,强哥起先在洗衣场工作,负责洗烫三军总医院等国军医院的床单、衣服;几个月后,长官突然找他去接受测验。原来是强哥有高中程度的学历,写字也好看,就叫他改去「监听室」服务,专门监听美丽岛事件的思想犯。

这些思想犯被警备总部的保安处整得很惨,为了录口供,男生抓来就是打,像电视上那样拿榔头隔着电话簿打,「如果是女生就不打妳,但脱光妳全身衣服,把冷气开到最强,电风扇一直吹,妳提供资讯、画押了才放过妳。」

连每星期三与外人面会的时间,监听室都严阵以待,强哥就是负责透过单向透明玻璃监视他们,后面摆放四台机器,机器一面录音,强哥一面速记重点,每次一个人,每人三十分钟。强哥不只要听他们说什幺,还要注意有没有小动作、暗号,或是手心写字等细节。

军法处的长官非常重视这些思想犯的监听纪录,每次面会结束,强哥就要赶在下班之前把简报上呈给警备总部的总司令陈守山。

面会交接时,强哥会在监听室门口抽菸等待,有时和这些美丽岛思想犯打到照面,他们总说:「陈桑(日语:陈先生),手势拿高一点!(台语,意为手下留情)」

强哥也总是回他们:「很简单,三十分钟录音,一分钟也跑不掉,该讲的你讲,不该讲的,你用比的嘛,比的录不到啊,我能够帮你们的就是这样。」

原本以为强哥会因为这份监听工作知道很多党外的内幕,但强哥反而像是看尽人性地说,他只尊敬黄信介、姚嘉文与林义雄,特别是林义雄,强哥的牢房就在他隔壁,洗澡也在同一个澡堂,可是林义雄非常安静,从不跟人多话。国民党某位大老来跟他面会好几次,希望林义雄能劝退太太方素敏不要代夫出征角逐民代,并愿意交换条件让林义雄少关几年,林义雄却淡淡地回覆:「我连命都不要了。」

强哥说:「哇,像我这种个性的人一听,虽然你是读书人,但在我观念里,你就像是黑道的老大。」

这份重要的工作让长官常常给予强哥一些特别待遇,晚上还会找他喝酒聊天。但谁都没想到,民国七十年强哥会成为警备总部史上第一位脱逃犯,让长官们紧张到不敢让消息曝光。

逃狱的动机是因为家人面会时告诉他:哥哥生意出事了,现在也被关进牢里。强哥一听心烦意乱,想马上出去替哥哥报仇。

但警备总部关的是思想犯,戒护特别严格,除了四个哨站以外,最上层还有宪兵二十四小时看守。只是好巧不巧,平常带强哥出门送简报的老芋仔(台语:外省老兵)那天刚好没空,改由一个菜鸟上尉带他出去。民国七十年五月十号,强哥跑了。

「噢!事情大条啰!真的很不好跑,以前我在军法处也跑过,但从警总跑出来完全不一样。」不只探望过他的亲人被查问,亲人的朋友也要被查,还动用一般重大刑案的八号分机全面通缉。「毕竟我在里面负责的工作太敏感了。」

十几天后,强哥在家乡南投竹山被逮,「讲起来也是家人出卖我,因为压力太大;警备总部啊,开玩笑!」

被逮捕前一晚,家人打电话联络上强哥,说有重要事情要谈,强哥也想回家拿一些钱。结果才刚回到哥哥开的茶行楼上,探照灯就从四面八方打进客厅,他就知道完了!哥哥央求他,家里有小孩,请他不要反抗。

警总台中分部的检察官亲自带队,宪兵、警察立刻冲上楼;当时南投竹山镇对外的两条道路,一条往台中,一条往云林,全部封锁,可见情况有多幺紧张。

强哥遭到逮捕后,先被带回警总台中分部痛打一顿,紧接着再送回台北警备总部严格讯问,大家都担心强哥出去后是否洩漏监听内容,「我要洩漏给谁?我只是担心我哥哥。」长官不放心地警告他:「现在先把你送司法,如果你有洩漏机密的话,我们以后还是可以办你。」

「我也相信啊,他们对民进党、对那些思想犯的手段我最清楚。」结果脱逃罪名判了八个月,另加两年的管训,一直被关到民国七十六年才回到社会。但随即因持枪被抓,交保后弃保潜逃,又再度被抓,这次犯的枪砲弹药及恐吓罪,共判了两年多,外加一条管训。

又管训?可见得管训对你根本没用嘛!

「对那时的我来讲没用啦,我的观念就是『反正搞我在搞,被你抓到是你的事,大不了坐牢。』」

两年多的刑期服满后,原本应该被接去管训的他,似乎被纪录遗漏了,走出大门时并没有任何警察在外面等他。

你没问?「我当然不会问啊,只是多走了一小段路,确定真的没有人,马上拦了一辆计程车就跑。」

但赚到两年管训的强哥,过没多久又在高雄出事了,「这次是持枪。」

枪容易买吗?「不好买,要有管道。其实警察卖枪的很多,抓你后故意卖枪给你;也曾经有检察官明明知道你在卖枪,但给点钱,他就不办你。」

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一把枪?「看年代,民国七十六到七十八年左右最便宜,那时候台湾枪械最泛滥,因为大陆有黑星的跟红星的走私过来。」黑道圈还一度怀疑这会不会是中国大陆想要把台湾搞乱,所以便宜一点七、八千就买得到,就算关係不够,三万、五万也买得到。

强哥那一次是在高雄的卡拉 OK 跟人起冲突,对方上洗手间时,强哥跟进去用枪托打到他头破血流,之后还叫对方擦一擦整理一下出来,再请对方及三个手下喝酒。但被打伤的人取得卡拉 OK 的监视器画面报警,还诬赖说掉了三千块,一定是强哥拿的。

出庭的时候,持枪打人、伤害、恐吓,这些罪强哥全都认,「但我跟法官讲,如果要拿他三千块,我出来外面后,还会请他喝酒吗?在那种店喝酒,难道是几千块可以交代的吗?」但法官认定有,于是另加一条「盗匪罪」,「光是这一条就七年以上,因为那时候还有惩治盗匪条例。」夯不啷噹加起来,又是十一年。

民国八十六年国家曾有一次大减刑,可惜强哥没减到。

为什幺减刑?

「江南案啊,为了替陈启礼、吴敦和张安乐他们减刑,其实张安乐也卡不上什幺,主要还是陈启礼跟吴敦干的。」

说到张安乐,强哥颇不以为然,「这次(太阳花)学运,像他那种人在黑道来讲,呸,下三滥,妈的为老共那边的政治利益,跟小孩子搞成这样,这在黑道是很大的忌讳,一般人听到都吐口水,妈的,在以前被打死。」

强哥义愤填膺:「学生搞学运是为了他们这个世代、为他们以后的前途在争取,有什幺不对?我只是没有机会,不然大家来打啊,学生不敢跟你打,我这种老江湖难道不敢?警察来也是一样,照打。」

减刑没强哥的份儿,但是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时刑期缩短了几个月,因此总共被关了十年多。从年轻到民国九十年五月最后一次放出来,前前后后不算上管训,强哥总共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时光。

出狱后,一些道上的老兄弟都公开服了他,因为别人关几年出来,说不定精神都有问题了,只有强哥,两次都超过十年,回来还那幺正常。而且强哥在狱中还曾因为是特别坏的分子,被独自关过两坪的牢房,连其他狱友都不能接触,唯一能讲话的对象就是墙壁。

你怎幺撑过来的?

「意志力!想要报复!哪个人害我进来,我出去就找你,只要我找得到,就一定让你吃亏。」

但强哥不杀人,「我干嘛杀他啊?我要让他受伤一辈子!你开枪穿过肉没事,不会留任何后遗症,但没穿过去打到骨头,就是一辈子!」

有一天强哥处理完善后事宜从中国大陆回台,临时想到台北走走,刚好在车站附近遇到「红衫军」的姚立明教授在演讲,好奇的他凑过去听时,遇到了以前管训队的旧识,「那个小王八蛋竟然还认得我,多讲了两句话,免不了请他和他的朋友喝酒,那时候他们都戴着红衫军的布条,一天一千(补助)。」

真的有拿钱上街头抗议的人?「这次太阳花学运也有啊,有人会想出钱帮助他们,助攻啦!」

强哥是因为这位旧识及他的朋友,才第一次知道什幺叫「街友」。「以前叫流浪汉,后来叫无业游民,之后又改成街友。流浪汉係咖罗曼蒂克啦(係咖:比较),街友咖民主。」

隔年强哥上来台北,「又让我碰到小王八蛋和他的朋友,因为从早到晚他们都在台北车站附近」,那时强哥心情也不好,天天跟他们有钱就喝酒,没钱就打混,「我说人喔,有劣根性,自甘堕落后,脸皮就越来越厚,就慢慢当起街友了。」

但强哥后来才知道,那一票是街友里面最恶劣的一群,「吸血鬼,专干『街友吃街友』的事,他们是一个集团耶!」

这群人大约有十来位,每天聚集在台北车站北一门吃喝玩乐,而且还对新进的街友下手,假借要帮忙缴纳之前没缴完的劳保,等到劳保金下来后彼此对分,「结果不是这样啊,下来一百万只给你五万。」

强哥不愿跟他们同伙做坏事,大部分的时间就一个人独处,但街友都听说他曾是黑道,也对他客客气气,连吃饭都有人帮他领餐盒回来。

倒是有一回强哥自己去排队领便当,那次是时任副总统的吕秀莲到人安基金会发便当关怀街友。以前在警备总部时,强哥除了监听时会与吕秀莲及陈菊碰上面,每天早上她们也会在放风时找强哥借球具,然后到监听室旁的羽毛球场打打球,偶尔看到旁边的花圃有漂亮的花,她们也会开口跟强哥要。几次的交谈机会让强哥很佩服吕秀莲,「不愧是哈佛毕业的,知识非常渊博。」

这次吕秀莲来到万华,强哥站在一旁跟熟识的基金会社工叨念着:「不晓得她还记不记得我?」社工怂恿他去排队,终于轮到强哥时,吕秀莲定睛看着他:「我觉得你很面熟?」

强哥说:「不可能,你认错人了。」

跟我转述这段小插曲时,强哥的脸上带着欣慰的笑意,「看她表情,我知道她还记得我。」

其实强哥也不是光等着吃基金会提供的便当,他曾经认真找过工作,还去当粗工,「一天一千一耶,但我有骨刺,受不了。」后来去应徵大厦管理员,穿着以前买的高档衣服,非常体面,但人家一问有没有前科,强哥老实地说「有啊」,管委会就不要他了;第二次学乖,说「没有」,但二十几年的黑道背景与多条前科,「良民证」根本办不出来,管理员和保全的工作也都不用想了。

怎幺不考虑回去黑社会?

强哥沉默了一会儿,「哎,妈妈年纪那幺大,这一辈子也没有好好孝顺她,讲难听一点,最起码像台湾人讲的『送到山头』……送终就对了啦,万一再关进去就送不到了。」

而且强哥也感念一些人,除了医院把他的命从血胸的情况救回来,社福中心也帮忙安排了扫地的工作,一个月全勤最少有一万五千五百块,「说实在的,吃不饱、饿不死,有时在路上想到以前,真的还是会蠢蠢欲动。」

强哥非常诚实地给我四个字:「天人交战!」

「我不想吃香喝辣吗?不想左拥右抱吗?也会!凭良心讲,到现在还是会挣扎,压力很大……我随时都可以走回头路。」

但,「这就像喝了很多酒,第二天醒来,昨天像英雄,今天就像狗熊。」黑社会生活对他来说,最后还是一场空。

后来妈妈去世了,为什幺也没再回头?

「就台北地检署的『更生保护会』啊!」

这个民间基金会里有位陈姓社工员对强哥很关心,「我这种人,就怕人家对我好!」

基金会逢年过节都会送些礼物给更生人,强哥在筹措母亲丧葬费时手边没有钱,想起也许可以跟基金会申请补助,尽一份孝心,陈姓社工员却告诉他,因为强哥家里还有另外五个兄弟,资格不符。

强哥之前透过万华社福中心向区公所提出申请时,也是遭到相同理由驳回。希望破灭,免不了情绪波动,强哥对社工员撂下狠话:「以后都不用来往了,什幺更生保护会,以后我就是一个人,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」

以强哥当时的状况,「烂命一条,没有爸爸妈妈太太小孩,闽南语讲的『无某无猴』,黑社会最喜欢这种人,因为这种人最恐怖,没有任何顾虑,什幺都敢冲。」

但陈姓社工苦苦哀求:「你不能再走回头路,妈妈在天上看着你。」

强哥说,只有当事人能懂这句话的力道。

「在的时候想要送终,不在的时候,老人家也还在天上看着我。」

如今强哥在万华社区大学与芒草心慈善协会的培训下,成为「街游」(Hidden Taipei)的导览解说员,每导览一团有二千元的收入,主题是「弱势族群与社会局之间的互动」,介绍万华的老人、街友、性工作者等。有一次强哥在导览时跟大学生提到「西园路那边是中国大陆来的女孩子,西昌街这边都是台湾的女人……」,没想到大学生对于万华情色的主题特别有反应,很多人带着一种暗藏兴奋的眼神,这让强哥对自己的导览有了信心,「我带的特色就像公司的品牌『Hidden Taipei』,是隐藏在城市背后的现象,这些都是我经历过,也了解得很透彻的。」

强哥不介绍华西街夜市、龙山寺历史文化,「因为这些你在网路上都查得到」。他想提供他个人亲身在地的观察,比如路线起点的艋舺公园,「这个公园每天都好几百人、上千人,都是街友吗?不是耶!你看睡袋的数目就算得出来,晚上九点半打开睡袋、早上六点半之前要起床,真正是街友的有几个?不到一百个,连十分之一都不到!其他都是老年人:赌博的,下棋的,卖明牌的,唱歌的。」

「就算这十分之一也都是六、七十岁以上的、残障的、精神障碍的老弱残兵嘛,他们想找个地方遮风避雨,你这边不让他睡,叫他睡哪里?睡到社区的公园吗?占了空间,那些小朋友怎幺在那边玩?那才真的影响社区。这边就一个小小的艋舺公园,一小块遮风避雨的地方给他,有什幺不好?对别人又没有造成伤害。」

但强哥也不是一面倒地偏袒街友,当导览团的学员问他:「街友有没有好人?」强哥说:「没有,路是自己走过来的,他今天会走到这种地步,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,像我一样,就是纯的报应,活报应。」

强哥进一步解释,虽然没有好人,但有「好的人」,在接受社会帮助后懂得感恩就是好的人。

坏的呢?「不知道感恩,拿到社会救济的便当,把肉吃一吃,其他不想吃的往地上一甩,现在这种现象还是有。」

强哥离去前戴上导览专用的西部牛仔帽,配上他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,脸上尽是自信与帅气。「我跟芒草心的社工说,case越多我越喜欢,叫我天天导览我都愿意,因为有钱哪!有钱赚我就可以还清家人帮我代垫的母亲丧葬费。」

还完钱,对未来还有什幺规划吗?

原本只求过一天算一天、不出毛病就好的强哥说,他想当社会局的志工。

「随便做什幺都可以,只要能帮到弱势族群就好,因为我培训之后很了解社会局在做什幺。」对强哥来说,取之于社会,用之于社会,有恩就要报。

说起来,这还挺像早期黑社会最强调的「义气」!

(本书出版时,强哥的工作已改为《大誌》销售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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